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杂志先后发表《文明的冲突》、《后冷战世界的各种范式———假若不是文明还会是什么》两文，1996年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专著。提出以文明间的冲突作为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由此形成颇具影响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认为，在冷战期间，人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
针对冷战后那种认为“历史终结”了、“西方价值观成为世界唯一的意识形态”的盲目乐观思潮，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国家间的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他还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冲突发生在分别属于不同文明的临近国家之间，这种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在相互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利用各种综合手段达到目的。
亨廷顿从“文明冲突”引申出五个主要推论：
一、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即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使非西方社会西方化。
二、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三、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其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四、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则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并产生了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
五、西方的生存有赖于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依靠世界领导人维持全球政治多文明特征的意愿，并为此进行合作。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编者点评“文明冲突论”不得不承认，冷战后世界并非西方的一统天下，西方价值观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抵制和挑战。但它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现实，而是为西方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出谋划策。其主旨是以文明冲突消解国际政治的真实意义，其实践结果必然是推动西方“核心国家”联合同类文明以打击、遏制异类文明。
我们认为，文明间的差异固然可以成为导致冲突的一个因素，但它决不是冲突的根本原因，甚至也算不上是主要原因。纵观人类历史，文明的冲突虽然存在，但从未成为国家或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因素，并且文明的冲突更多是纵向的即新旧文明之间，而不是横向即各文明之间的冲突。从冷战后的世界现实来看，国际间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在经济利益和权力平衡关系方面。就国际政治的本质而言，国家间的经济利益不平等、权力关系不平衡，以及相关国家的政治结构（如帝国主义）、民族特性（如好战）、急剧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思想危机等等，都可构成冲突的重要根源，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始终是经济利益和权力平衡关系。
很显然，文明冲突论是以“西方文明优势论”的心态，且又隐含着“文明末日论”的观点，来图解活生生的国际现实。这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违逆了世界人民寻求和平与发展的当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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